1978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发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这在即将开始的30年里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日后更多改变中国变革命运的事件都是没有预谋的，都是在很偏僻的地方、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所意外引爆的。
风起小岗村
  离淮河约20公里左右的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地处岗地，往年都是十年九旱。正是1978年的那场大旱，把18户农民“逼上梁山”，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衣衫老旧、面色饥黄的农民，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面对一张契约，一个个神情紧张地按下血红的指印，并人人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份后来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大包干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在1978年以前，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国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锅饭”的弊端毕现无疑，农业效率的低下到了让农民无法生存的地步。
  小岗村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的安徽，从春季就出现了旱情，全省夏粮大减产。小岗村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逼到了包产到户的这一条路上。
  包干制竟十分灵验，第二年小岗村就实现了大丰收，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在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强力主持下，一夜之间，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在安徽全境推广。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国，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
公社化现状
  万里，山东东平县人，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前担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建设部部长，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领导和组织了建国10周年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文革”期间惨遭迫害。在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并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万里受命于危难之时，出任铁道部长，协助邓小平同志抓铁路整顿。粉碎“四人帮”后，万里被派到农业大省安徽省任省委第一书记。安徽曾受到极“左”政策的严重破坏，本来的产粮大省弄得许多农民没饭吃。
  万里在安徽经过大量调查，对农村农民的问题有了深刻了解。这从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刊发的万里讲话文章中，可见一斑。“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
  万里在此次讲话中说，“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
  正是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最终促成了万里对农村改革的支持。
小岗试验获准推广
  当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组的事情汇报到省委后，万里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初，安徽省委又开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少人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挨过批判，不敢表态。万里说，“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未必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试验，我主张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山南区的试验很快见到成果，并传到别的地方，滁县地区很快就有17％的生产队包产到户。1979年虽然安徽遇到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粮食还是增产了。小岗生产队在1979年成为全公社的“冒尖队”，全年粮食总产量13.9万斤，相当于该队1966年-1970年5年产量的总和，人均产粮1200斤，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万元，人均400多元。当时在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说万里是“好行小惠”。安徽干部却说，几千万人有了饭吃，还卖余粮给国家，难道这是小惠吗，与国与民都是大实惠。
  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又来到滁县地区，在小岗生产队挨家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他说，“以前可把农民搞苦了，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大好，我支持你们。”当生产队反映有人指责小岗是开倒车时，万里当即表示：“地委能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只要能多打粮，对国家多贡献，集体能多提留，社员能改善生活，干一辈子也不算开倒车。谁要说你们开倒车，这场官司由我跟他去打。”万里临走还语重心长地对地、县委负责人说：“不管哪一级领导，再也不要给群众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
  安徽为包产到户报了户口，承受着很大压力。有同志劝万里和其他省委领导人，不要为包产到户犯错误，有的说你岁数大了，再经不起戴高帽子，坐飞机了。万里说，“很多同志不同意包产到户，是认识问题，可以理解。因为当时包产到户既不符合党的决议，中央文件中明确提也不要包产到户，又不符合宪法中规定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农民一定要搞，那只好硬着头皮顶着。这实质上反映了农民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已不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旧的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
高层关注安徽农改
  安徽的农村改革得到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万里说，“亏了小平同志支持，我从安徽回来多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试验。出了成果之后，他公开表示支持。”
  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对小岗和安徽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给予了肯定和支持。邓小平说，“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要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产到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到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1980年5月31日，正当刚刚兴起的包产到户受到讨伐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谈话。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又说，“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小平同志的这次讲话是对安徽农村改革的肯定、支持和鼓舞，为全国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
大包干载入我国宪法
  1980年初，万里调任中央书记处工作，分管农业。在小平同志对农村政策做了重要讲话后，他提议召开一次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起草会议文件，旨在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经过反复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上取得了一席之地。
  1982到1986年，中央5个“一号文件”是在万里主管农业期间制定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做了很高的评价，称为“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民伟大的创造，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化的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到1984年底，全国99%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这一年粮食产量达8000亿斤，人均800斤，接近世界人均水平。国务院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中国已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
  1992年10月，万里主持人大常委会修改宪法，把现行宪法中关于人民公社的提法删去，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的基本经营管理体制长期不变。1993年3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决议，将家庭承包制载入我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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